莫讓勞動成為現實的一場夢遊

(圖/翻攝網路)

文/謝帛岑

「十二位墜樓的個案中,三位有疑似重大精神疾病,八位有明顯的情緒障礙,另有一件墜樓事件,他與夢遊症相關。」

鴻海總裁郭台銘深圳的富士康廠區,在2010年前後,接連發生工人跳樓自殺事件,引發大陸和台灣社會的強烈關注,其後他將十二起跳樓皆推託以個人的精神病徵,藉以規避外界批評。

2016年勞工影展,導演蕭立峻便以此為題拍下紀錄片《機器人夢遊症》,其中遊蕩著出賣身體勞動的富士康工人,亦包含著2011疑似過勞死的HTC工程師,以及2010年洋華光電違法資遣員工和剝削建教合作生。三個交錯的視角,勾勒出了一個龐大的社會狀況,即是兩岸勞工處境的縮影。

《機器人夢遊症》(圖/翻攝《機器人夢遊症》FB粉絲專頁)

夢遊症也成了一個現世的隱喻,一方面嘲諷著資本家外部化基層勞工的身心狀態,二方面指向於在枉顧勞動權利的當下,勞動者的身體知覺逐漸麻木並與自身分離的狀態。

無獨有偶,彰化活力旺企業協會榮譽理事長蕭明仁,日前也於勞基法修法公聽會上如同郭台銘再現一般,聲稱「台灣根本沒有過勞死;如果勞工過勞是本來就有病」,如此來自於資方與社會責任分離的偏見,再再顯示台灣的勞動處境並未獲得實質改善,而勞資雙方在該論題也未曾達成共識。

延伸閱讀:台灣勞工幾乎無過勞死?資方:「本身就有病」

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秘書長陳政亮更在公聽會上直指,在全台工會組織率不足,並93%的勞工沒有工會的狀況下,政府無所作為且被動的期待勞資協商,只會更加劇資方在勞動市場上的「市場專制」。

陳政亮(圖/翻攝網路)

 面對無從消解的高工時,勞動、社福官員們皆稱此次的勞動基準法修法是符合世界潮流,尚且懸置這樣的潮流論述是否其來有自,或許我們可以藉此關注不同國家的勞工生活,以此作為期望和借鏡:

商業網站LinkedIn在全球的勞工滿意度調查中的第一名,來自一個面積、人口數都與台灣相仿的荷蘭,有著令人欽羨的平均週工時30小時的就業環境,該數字更遠低於歐盟平均的37小時。這並不意味著荷蘭人厭惡勞動。

荷蘭街景(圖/翻攝網路)

根據CAREhER的專欄作家林昭儀長年在荷蘭工作的經驗表示,對當地人來說,降低工時並不純粹為了減少數字上的問題,而是讓工作更有效率並達成更高的產值,並且在正職工作之餘得以發展興趣導向的兼職,甚至進行無償的工作,包含當志工及社會服務。該勞動狀況並沒有如同台灣資本家所宣稱的影響國際競爭力,荷蘭多年來在世界競爭力報告中皆高居前十名。

從數字上看來,歐盟內部的平均工時雖然較荷蘭多,實則金玉期內。知名美國商業雜誌《Fast Company》在2016年就刊出歐洲法院(The European Union Court of Justice)宣告將通勤時數納入工作時數中,該改變的契機來自於西班牙的私人公司Tyco實質且成功的勞資協商,讓員工在前往服務客戶的時間也納入工時計算。

歐洲法院(圖/翻攝網路)

這項協商不僅使歐盟開始關注通勤長期被外部化於勞動成本之外,更因為歐盟工時指示法(working time directive)週工時上限48小時,而使得企業聘用更多工作者,進而緩解失業問題。

當然所謂「國際潮流」也不都這麼令人愉快,新科的法國總統Emmanuel Macron上任後,修改的勞動法使資方得以更有彈性且便宜的條件不當解僱員工,藉以降低資方風險,不僅公告不當解雇的賠償金上限,更將不當解雇的投訴期從兩年縮短為一年。該國五大工會之一Force Ouvrière的成員Michel Beaugas表示,這就像是給雇主一張便宜開除勞工的許可證。

Emmanuel Macron(圖/翻攝網路)

另外新的修正法,也使得勞資協商停留在勞資層面而不受國家干涉,其中包含員工福利也作為只需企業層面談判即可的項目,左派工會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的成員Catherine Perret在接受法新社的採訪中指出,這項改變代表「勞動合約的終結,未來勞工不同意公司的條款就只能被解雇」

Macron的改革未如同前一位總統François Hollande,在2016年時引起挺身之夜(Nuit debout)這類的大規模社會反對,甚至賠上政治生命,主因來自於同時在都會區推動更多低價的社會住宅,和事前與部分工會溝通,法國經濟學家Philippe Crevel在接受德國之聲(Deutsche Welle)的訪問中就強調,Macron繞過了一些爭議性的議題施行改革是個精明的溝通者,但他認為這些計畫不足以讓經濟回到正軌。

 我們似乎可以參照無數的「國際潮流」,或是在工時、工資等數字上無限的斟酌和參照,但這都不代表政府得以放棄扮演居中協調的角色,更遺忘改革的初衷和目的。

回到勞動基準法上,即便在歐盟週工時上限48小時的狀況下,各國政府也盡力讓各自勞動平均時間低於規定,如陳政亮所提及,勞基法是規範最低勞動標準,因為在市場狀態下勞工對雇主是相對弱勢、最沒有議價能力。放在工會失能,甚至沒有工會的台灣勞動環境中,政府的角色更顯重要。

「心臟停止只是死因,而不是原因」2015年美國演員Will Smith在真實事件改編的電影《震盪效應》(Concussion),飾演Dr. Bennet Omalu一名不斷追蹤美式足球員幻聽、頭暈、憂鬱甚至最後自殺的成因,而發現球員們患有慢性創傷性腦病(CTE)的事實,使退休球員得到相應的補償進而推動美式足球聯盟的改革。

《震盪效應》(Concussion)電影畫面(圖/截圖自電影片段)

此刻我們已有詳盡的數據指出過勞與心臟疾病的連結性,或許幾年後會得到更有利的論據顯示高密集的勞動與精神疾病的直接相關,但這樣的發現會建立在更多的職災和勞工的犧牲上。用經濟發展來召喚集體利益的犧牲有時太過冰冷了,莫忘勞動者作為人,人的處境作為勞動環境的重要核心,莫讓工作成為一場勞動者現實的夢遊症。

*本文作者為影像工作者兼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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